1944年冬季的一个寒冷夜晚，河北丰润县城的日军监狱内，发生了一幕令人难以直视的场景。一个身穿破旧囚服的囚犯，用一根粗糙的麻绳紧紧勒住了另一名囚犯的脖子。奇怪的是，被勒住脖子的那名囚犯非但没有反抗，嘴角似乎还挂着一抹平静的微笑。而那个动手的囚犯却在泪流满面，显得精神几乎崩溃。几秒钟后，被勒住的囚犯逐渐昏迷，四肢开始抽搐，恰好踢翻了旁边的夜壶，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声，在漆黑寂静的牢房内格外刺耳。随即，不远处的值班室传来骚动，惊醒了值班的看守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，骂骂咧咧地朝牢房走去。
一听到狱卒的脚步声，动手的囚犯仿佛获得了赦免一般，迅速松开了绳子，匆忙将麻绳塞进稻草堆里，然后迅速翻身装作睡觉，成功地蒙混过关。当一切恢复平静后，被勒的囚犯在周围囚友的低声呼唤下渐渐苏醒。当他看到旁边那位双眼通红、神情激动的狱友时，似乎瞬间明白了什么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同志，真是辛苦你了……”
这个差点命丧黄泉的囚犯，正是八路军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兼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，威名赫赫的“燕山部队”领导人——任远。他为何会身陷日军黑牢，又为何险些死在同胞的手中？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传奇的经历。
展开剩余77%1944年10月16日，是晋察冀军区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。当天，冀热边军区的各县级干部汇聚在丰润县何家营，正召开冀热边特委的扩大会议。遗憾的是，这个重要会议的消息被泄露出去，驻丰润的日军第8混成旅团迅速行动，动员了5000多名士兵，将何家营及周边地区围得水泄不通，企图一举抓捕冀热边军区的骨干力量。
冀热边特委接到敌军动向的情报后，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转移。然而，在经过杨家铺村时，队伍陷入了由3000多名日伪军组成的包围圈。随即，晋察冀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杨家铺突围战爆发。敌人提前部署，八路军只有少量警卫部队支援，战斗非常惨烈。据史料记载，参加会议的近800名干部和警卫战士中，有430余人当场牺牲，150余人被俘，最终仅约120人成功突围。即便如此，这场战斗的巨大损失，依然让聂荣臻元帅感到深深的痛惜：“杨家铺战斗，是我军在华北地区一次惨痛的失败。”
然而，当时几乎没人知道，另一场更大的危险悄然临近，因为任远也在被俘的人员之中。
地下情报工作者常常化名掩护身份，任远也不例外。在延安学习情报保卫时，他以“马耀武”之名；在晋察冀军区社会部工作时，他称自己为“任远”；而当他被派往冀东建立东北情报联络部时，他又以“刘杰”这一全新身份活动，借此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。这样做，是为了确保信息的安全。毕竟，东北情报联络部主要负责的情报对象是伪满洲国和关东军，任务重且敏感，联络部内更是保存了一台至关重要的大功率电台。
在冀东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任远指挥并派遣了几十名地下工作者，覆盖了冀东和东北多个重要城市，建立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情报网络，收集了大量日伪的军事、政治及经济情报。这些信息通过那台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回延安，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持。
正因为如此，任远将这台电台视为生命，极其重视密电码的保护。除非是冀热边特委社会部的成员、他自己和身边负责译电工作的工作人员，没有人能接触到这些极机密的信息。所有的密电码和联络代号，都记录在一本小巧的笔记本中，这本本子绝对不能丢失。若有人获得这本子，整个冀东地区的情报网络便会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危机。为此，任远把笔记本紧紧藏在自己的衬衣胸前口袋中，从不离身。
然而，随着任远的被捕，这个关乎整个情报网络安全的小笔记本，随时可能落入日军之手。
当任远在剧痛中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正躺在担架上，身旁是两名老乡，他们夹在日军队伍中，步履蹒跚地向丰润县城走去。回想起突围的情景，他依稀记得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，自己的双臂被弹片击中，随即便失去了意识。清醒过来的第一刻，任远立刻感到口袋里的笔记本依然在。他不禁松了口气——敌人搜查时看到他满身血污，没再细致搜身，只拿走了他的手枪和钢笔，才使得这本小笔记本暂时逃过了一劫。
然而，任远清楚，待他们抵达丰润县城，日军定会对俘虏进行严格搜身，笔记本的安全无从保障。因此，他计划在第一时间销毁它，但由于双臂严重受伤，他连自己军装的扣子都解不开。就在他一筹莫展时，日军的队伍停了下来，原来夜色已深，日军担心八路军来劫回俘虏，于是命令驻扎在附近村庄过夜，任远等人则被押进了一个马厩中。
这是他保护情报的唯一机会。任远开始装作呼吸急促，向抬担架的老乡求助，借此让他解开衣服的扣子。当夜深人静时，忍着剧痛，任远终于从衬衣口袋中取出了笔记本，一页一页地撕下来，悄悄吞了下去。这样一位受伤的囚犯，为了保守国家机密，忍受着无法想象的痛苦。
笔记本销毁后，任远终于松了口气，但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难题——他该怎么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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